“四白兴” 商贸旺

（接上期）每逢汛期，渔船云集，渔歌四起，鱼鲜遍地，活跃的渔业市场常年不衰。掘港曾流行一首渔歌《十二月鱼鲜》，歌中唱道：“一年四季十二月，月月的鱼儿离水鲜”。形象地描绘了海鲜之镇海产品诱人的魅力。

海产品中值得掘港人津津乐道的是“天下第一鲜—文蛤（当地人称虫车虫我）”。掘港盛产文蛤，是文蛤的生产基地。文蛤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味道鲜而不野，雅而不俗，可以做成数十道菜，是掘港人餐桌上常见的菜肴。古人选用“宾山”作为掘港的别称，可见当年文蛤采之不尽，食之不绝的壮观。新中国建立后，人们从采集自然生长的文蛤发展到人工养殖文蛤。1958年，在掘港一带沿海地区辟滩涂4000余亩，首次进行人工围养。近年来，文蛤围养面积逐步扩大，文蛤的蕴藏量也从1万多吨增加到10多万吨，成为全省、全国最大的文蛤生产养殖基地。随着人们商品经济观念的增强，不仅从养殖生产文蛤中索取效益，而且利用采捕文蛤的技术中开发旅游资源。掘港一带的四乡渔民有“下小海”的习惯。每当文蛤生产旺季，在潮水退走后，渔民们来到海滩上，可以看到松软的沙滩上露出一个个小气孔，气孔里就藏有文蛤，他们用脚踩，用铁制刨子刨，顷刻间，就能采捕到可观的文蛤。这富有诗情画意的踩文蛤，被人们戏称“海上迪斯科”，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游客前来参与这项活动，使之成为如东旅游的一张名片。

丰富的海货，不仅使掘港人大享海鲜之福，而且促进了集市贸易的发展。掘港原海滨乡渔民产销合作社于1948年12月10日开张营业。它以“扩大渔业生产，繁荣市场，便于销售，利于购买，服务于渔汛”为宗旨，由苏皖政府第九行政区专员公署发给渔民产销合作社甲种营业证，资金为华中币4000万元。据载，是年7月15日乡生产委员会公布账目，共计投资元麦794.38石，用这笔投资，修好30多只渔船出洋，两季渔汛，合作社经营收入华中币39273200元，以当时44000元/元麦价计，可购892.57石，比投资额盈余元麦98.19石。到1950年初，该社又增设鲜渔货运销部，其经营范围由组织海上生产、推销海产、换购粮棉，发展到运销渔业生产资料，组织商品流通。当时沿海战事尚未完全停息，该社在人民政府领导下，适应渔业生产的需要，灵活经营，得以巩固和完善起来，对稳定当地物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年3至8月是掘港海货的大汛期，掘港农贸市场犹如海产品展销会，既有黄鱼、带鱼、鲻鱼等海鱼，还有鲜美可口的文蛤、竹蛏、泥螺、蟛蜞、梭子蟹、鲜虾等海产品，世间稀有的珍贵贝类“西施舌”也闻有所见。近年来，掘港投资兴建三处以海产品为主的农贸市场，每天从清晨三四点钟到晚上八九点钟，人来车往，渔商云集，有买有卖，络绎不绝。每日上市人数在1—2万人，日成交额达8—10万元，日上市海鲜产品在5—6吨左右。

掘港人喜食海鲜产品，使酱油、食醋等调味品的销量也随之增加。每年仅食醋生产供应量就达700多吨，居南通市六县市之首。外地人到掘港，也以品尝海鲜为快、以捎带海味为乐，“掘港鲜镇”真是名不虚传。海产资源，既成为远近闻名的物产大宗，也为当地发展土特产品加工提供了有利条件。清代，掘港广隆全酱坊利用本地丰富的麻虾，贮于缸中，加少量食盐拌匀，经过初伏、中伏、末伏发酵过滤加工后的三伏虾油，味道鲜美，质量上乘，并以“优、龙、虎、鹤”四种商标来分规格等级，年产6万多斤，远销省内外各地，是如东著名的土特产品。明清之际，随着渔业的兴起，掘港的三伏虾油、金钩虾米、陈年海蜇、蛏干、鱼干等海鲜土特产品远近闻名，畅销全国。外地客商和本地商户竞相发展，使古镇掘港，店铺毗连，市面日趋繁荣。掘港闹市区砖桥东侧，有一个颇负盛名的百年菜馆叫“第一楼鑫记菜馆”。它的前身叫“云程阁”，乃清同治年间邑人高氏所创建。第一楼的菜肴具有就地取材的海鲜风味，兼顾各地口味的淮扬特色。菜以季节而论，如春季的爆炒竹蛏，夏初的炝白虾，秋季的烩三鲜，冬季的野味和海味特色火锅等，数十年间生意兴隆，久盛不衰，赢得当地商号及外来客商的一致赞许和好评。

粮食市井近悦远来

掘港地区由于水源条件较好，利于种植粮食，以水稻、麦子、玉米及杂粮为主，史称“鱼米之乡”。民国6年（1917年），张謇在掘港创办大豫盐垦公司，废灶兴垦，种粮植棉。民国9年修筑公路，开辟南通至掘港的内河航线，通行汽车、轮船，交通方便，商品交换频繁，掘港地区的粮食贸易逐步旺盛起来。“赵、钱、孙、李”四大商号中经营粮食的就有三户，反映了当时粮食贸易的景况。掘港镇西北的海安等地粮食有余，东南的棉区粮食缺乏，前人曾喻为“运不完的西北，吃不饱的东南”。因而掘港就成为粮食贸易的中心市场。据民国6年统计，经掘港输进的粮食就达10万石，食油1万担。粮食大部分来自海安、兴化、泰县、东台等地，部分来自芜湖、九江、无锡、松江等地，江南等地来粮多为粳米，其余均以籼米为主，杂粮为数不多。据查考，掘港历史上曾有一条贯穿镇中心的河道，把掘港划成东南、西北两大片。民国20年前后，掘港周围农村多数靠船舶通行，农民随船带上粮油产品，来掘港换回需要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当时的粮船、草船都要进入市河内。除了农船来往外，还有客运船，来自海安、姜堰的米船以及下河船、小生意船等，使市河非常热闹。沿河两岸开设粮行、草行、八鲜行、糖坊、糟坊等商户为数甚多，其中粮食行有15家之多。以后，由于河道变化，这种现象渐成过去。

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诞生的三十多年中，掘港各种商行中以粮行为最多，保持在40家上下，粮行之间存粮悬殊较大，大的粮行有300至500担，一般的100至200担，也有几十担的。其经营方式有三种：一种是有资本、规模大的粮行向外购粮，运回销售；一种是代客户买卖，从中抽取佣金；一种是向本地农民收购，再转手卖出。每当新粮上市，他们就压价收购；到了青黄不接之际，又抬价销售，碰到荒年歉收，更是米珠薪桂。有的粮行还以大斗进、小斗出，牟取暴利，最终总是农民吃亏。所以掘港农民买卖粮食流传着“进出两个九斗五”的民谙。当时掘港粮行中规模较大的要算何信成、王久大、钱仁记、吴恒昌四家。他们以粮食批发为主，兼做零售，其储粮之多、销量之大、获利之厚，令小粮行望而生畏。就拿钱仁记粮行来说，在民国8年到29年的20多年时间里，利用其良好的市口，雄厚的资金，灵活的经营，在掘港粮食贸易上独树一帜，财运亨通。从民国21年的3000元大洋资本起家，发展到民国26年手上共有40万元资金，职员和工人20多人，另外，还有临时雇工。当时民间艺人唱牌儿经也唱道：“钱仁记老板本事好，粮食行里站头号”。又如，创建于明朝末年的永升酒店，利用粮食酿酒，开办糟坊，兼营五洋杂货，并自设碾坊，加工稻麦，前为门市，后是作坊，发展邻近乡镇的批发交易。由于店规严、信誉好，生意兴隆，日增月盛，曾是掘港历史上最大一家商号。抗战前拥有流动资金30万银元，职工40多人，店内仅白酒就正常贮有1000坛（每坛250公斤）。1947年，掘港遭国民党军队侵占。全镇原有粮行33家，存粮4000石以上，这时仅剩下两家粮行，存粮不满两石。五家油坊剩下两家，三个月仅产油20担。新中国成立前夕，粮油购销仍掌握在私人开办的粮行、油坊手中，据1948年10月统计，掘港镇有粮行36家，油坊3家，粮油价格飞涨现象仍然存在。为了稳定平抑市场粮价，1954年4月起，国家对粮食、油料全面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粮油纳入计划供应轨道，市场价格随之稳定。掘港的粮食加工，过去全靠石磨、石臼、石碾等工具，食油则靠用铁锤、木箱等打、榨而得，工效甚低。新中国建立前，掘港加工粮油的油坊、机米坊、砻坊、磨坊、碾坊等总共不过八九家，规模都不大，加工的粮油不够供应当时的掘港市场。民国9年（1920年），由掘港镇张范廉、管甸安发起，兴办柴油机发电，对发展粮油加工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刘家油坊第一个使用机器榨油，扬记电厂也第一次用电碾米、榨油，这些都曾在旧日掘港商贸业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棉花贸易辐射广袤

掘港地区多为夹沙土，肥力较高，适宜种棉，一般实行水旱轮作，粮棉轮作。清光绪末年，废灶兴垦，种棉种粮，使棉花成为当地的大宗物产之一。据记载，民国4年到6年，大豫、华丰两垦植公司共投资190万银元，在掘港东南开垦经营土地15.8万亩，籽棉年产量达16.9万担。解放前，劳动人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生产力被严重束缚，技术极为落后，棉花的产量和质量都很低。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棉花生产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棉花产量大幅度上升，如东也成为全国闻名的重点产棉县之一。

棉花生产的发展，带动棉花贸易随之兴起。民国6年，掘港地方知名人士叶石芗曾开办公益公司收购棉花，全年输出棉花6万担。民国18年，南通大生纱厂、海门三厂等纺织厂，直接到掘港设庄购棉，掘港镇的大小花行随之也相继建立，规模较大的花行有八家。当时棉花大多由花行收购，然后运销南通及京沪（现宁沪）线一带。日本侵占掘港后，大肆掠夺棉花资源。日伪在镇上设立江北公司，全镇各花行所收棉花皆归江北公司统购。镇上一些不法商人依仗日伪势力，借助江北公司资金，在掘港办起新大花行，下分设五家花行，帮助日本侵略者收购棉花，压级压价，剥削棉农，大发国难财。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政府在掘港创设公营皋东商店，同时在掘港镇弹琴桥旁开设隆茂收花处收购棉花，对解决市场和人民军队的需要，发挥了作用。解放战争期间，掘港地区的公营商业活动一天也没停止。他们将解放区的棉花、生猪等物资收购起来，运往上海、南通等白区出售，换取黄金与银元，然后购回解放区军民所需要的物资。

明清时期，掘港地区已普遍种植棉花，农家闲时纺纱织布，所织之布称为土布，又叫尺布。全靠农民脚踏轧花车轧成皮棉，用弹花弓弹松后裹成棉花条，再用手纺纱车纺成棉纱，然后用木制织布机织成土布，几乎全是分散的手工操作。民国3年创办的私营掘港矅宾发电厂，装有引进的动力机和发电机各两台。之后依靠发电厂的电源，大豫盐垦公司于民国6年附设简陋的轧花厂，这是如东轧花工业的萌芽。1950年，上海棉花业同业公司钟百川与上海新昌棉行老板，组织股份，筹集资金，将太仓县浏河义丰轧花厂的部分皮辊轧花机及小型动力设备迁到掘港，在掘港弹琴桥旁开办原棉加工厂，当时有职工250人，季节工200人。厂房44间，主要轧花设备有62台，同年9月开始生产，代棉垦局加工保种皮棉7000担。开工两年，严重亏损，濒于破产，后由县供销合作社总社租赁经营，更名为供销合作社棉花加工厂。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掘港人洗脸开始使用人工织制毛巾，又称高丽巾，质地粗软，但耐洗经用。渐被针织毛巾取而代之。光绪年间（1875—1908年），掘港镇已有京广杂货店从外地采购毛巾、围巾及汗衫背心等棉纺织品在本地销售。货源出自上海、广州等地。清末至民国初年，布店统称京货店，掘港镇较大的京货店是德昌祥京货店。该店店主李养庭，原籍镇江丹徒，太平天国时期迁居掘港，创业之初，经营土布、洋纱等棉纺品，后规模做大，布、麻料、丝绸等棉纺织品一应俱全，加之资金雄厚，店面气派，与大中城市商家有正常的业务往来，成为掘港商界中的佼佼者。掘港竖街上的开泰永绸缎店、砖桥西的同泰福京货店，牌子老、店址好、品质高、百姓信赖。此外，掘港还有俞伯记京货店、施家京货店、李家布店、顾家布店、杭家布店等棉布店号。与布店有关的还有染坊，旧时有不少人的衣服是用手工织的白色土布缝制，常运到染坊去染色。旧时，掘港正街有朱家染坊、竖街有樊源隆染坊。掘港还有多家衣店。有的专营衣店，如马褂儿店，专卖马褂儿、大小褂子。棉花店专卖棉褂、棉裤，皮草店专卖皮装，绸缎绣衣店专卖绸缎绣衣。还有一些综合型衣店，掘港当时较大的衣店首推刘复裕衣庄。该店有三间大架梁的大店面，常年有三位裁缝师傅坐店为顾客量体裁衣，做工十分讲究。此外，较有名气的衣店还有汪锡九衣店、三合兴衣店、蔡家衣店等。掘港还有专一的帽子店。最早的帽店是瑞丰铭帽店，店主何简能于太平天国时期从南京来掘港经营帽店，清末民初该店师傅林培元所制作的花式帽，很有特色、人见人爱。此外，掘港还有明民帽店、冠生华帽店、孙兴泰帽店、管家帽店等较有名气。上世纪30年代中期，掘港镇棉布业出于共同利益，曾建立同行业联合组织（同业公所），具体有：京货业公所、花布业公所、土布业公所。掘港解放前夕，商业萧条，加之棉纺织品货源紧缺，列入国家统购统销行列，多家商贸店铺歇业。

上海古籍出版社：《如东民间文化丛书》

高剑飞编著（风物卷）老街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