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 情 之 死

《弟兄》文眼就是一个字：钱。在小说开头，秦益堂抽着水烟说：“老三说，老五折在公债票上的钱是不能开公账的，应该自己赔出来。”这句话在文末又出现一次，与沛君的心境形成照应。秦益堂第一次抱怨兄弟的贪婪时，沛君“慷慨地从破的躺椅上站起来”，两眼“慈爱”地闪烁。他的劝告也值得十分的玩味，“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岂不是横竖都一样”。中国有一句古话“亲兄弟明算账”，从家庭经济的角度看，老三的抱怨合情合理，而沛君的劝告不过是空洞的道德感在虚张声势。

表面上赞颂了沛君和他的兄弟之间“鹡鸰在原”的手足情谊，但是从沛君的言行缝隙里，沛君的自私、精明表现得淋漓尽致。与其说沛君是道德模范，不如说是以邻为壑的虚伪世界孕育出的人格分裂者。

其一，知晓猩红热的流行时，沛君在办公室大声呼唤，向着同事宣布自己请的是“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医生”，虽然后文证明普大夫是个庸医，中医白问山却诊断得细致而严谨。滑稽的对比意味深长，沛君因为偏见和脸面葬送了兄弟靖甫的生命。

其二，沛君冠冕堂皇地发出“兄弟之间财务共享”的论调，但是细想之后，却令人哂然。沛君在公益局工作，表面上工作体面，但鲁迅浓墨重彩地描绘着他的工作环境，“虽然一切也还是他曾经看惯的东西：断了的衣钩，缺口的唾壶，杂乱而尘封的案卷，折足的破躺椅，坐在躺椅上捧着水烟筒咳嗽而且摇头叹气的秦益堂……”，沛君每日的工作不过闲聊,“公益局一向无公可办，几个办事员在办公室里照例的谈家务。”他只需每日慷慨地发表“兄弟为睦，家庭和谐”的言论。而他的兄弟则“一礼拜十八点钟功课，外加九十三本作文，简直忙不过来。”沛君在只言片语中，泄露了他对兄弟的轻视，“这几天可是请假了，身热，大概是受了一点寒”，是否真的是只“受了一点寒”呢？当沛君走入兄弟的卧室，发现他的额头已经“热得炙手”靖甫不仅发热，而且发喘。

靖甫的信，成了沛君罔顾手足的另一重罪证。在病重之时，靖甫的两道眼光“异样地凄怆地发闪”，他开口询问“信吗？”这封信——《Sesame and Lilies》原来是他谋生的饭碗，他想译了书，到文化书馆去换一点钱。对比沛君平日轻松无聊的工作，读者绝不会想到两人的家境已经窘迫到了如此程度。更令人心酸的是，两人共有五个孩子需要上学，直到靖甫病入膏肓，沛君才冷静心神，从“鹡鸰在原”的虚空之中清醒过来。靖甫为自己搭建的空中楼阁即将坍塌，而没有了靖甫的奋力工作，自己的生活将陷入难以维系的窘境。这与开头的“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岂不是横竖都一样”两相对比，形成绝佳的讽刺。

其三，文中有几个可怖的片段，“荷生满脸是血，哭着进来了。”“靖甫也正是这样地躺着，但却是一个死尸。”他深知自己不过是一个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没有勇气没有担当足以承担起整个家庭的收入，但是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一双双不怀好意的，像狼一样“迟钝又锋利”的眼睛，让他对一切不符合礼制的想法感到恐惧。梦反映了潜意识中的恐惧和压迫感，满脸是血的孩子、“神堂”、前来声讨的人们，无疑构成了他内心最深难以抑制的恐惧，这种恐惧一直蔓延着，足以压倒一切可感可知的人性。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讲兄弟之情的小说，但是它的内核讲述着人性堕落，讲述着在礼制的桎梏中，人性逐渐僵硬、坏死。

其四，也是小说最为隐晦的一点，靖甫去哪了？鲁迅并没有明确地交代靖甫的结局。从靖甫的话里，似乎还有一种乐观的意味，“等我好起来……”。

文章的最后一段，是有一些蹊跷之处的。这一天沛君到班的时间很晚，快要下午了，“沛君也仿佛觉得这办公室和同事都和昨天有些两样，生疏了。”心理学上把这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称之为“精神疲劳”，是指由脑力劳动繁重、神经系统紧张程度过高或长时间从事单调、厌烦的工作而引起的精神疲怠现象。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望见听差的送进一件公文来，便迎上去接在手里”，看到了“公民郝上善等”的呈件，东郊倒毙了一具无名男尸。种种迹象表明，这具无名男尸，就是靖甫的遗体。靖甫终是死了，而沛君为了省下一笔丧葬费，想到了一个非常“经济”的手段，利用公益局的职务之便埋葬自己的兄弟。虽然鲁迅一向反对大殓，《孤独者》一文详尽地描述了形式主义的丧葬对亲情的践踏，但是亲手将自己的兄弟抛尸荒野构成本文荒唐的顶峰，在瘴气迷漫的云雾里，每个健康的人都是小丑，都像沛君的“绿绣斑斓的墨盒”，从内心里开始生锈，像毒蛇一样吐着鲜红的信子，令人不寒而栗。

一个完全依赖道德而运转的社会是缺乏人性的，而鲁迅像一个引路人，带领读者从远到近，让我们看到了显微镜下的道德社会是一个恐怖的人间地狱，一个为了钱相互蚕食的原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