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有好鸟

乡下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曾有一只叫着“快熟快黄”、“布谷布谷”的鸟从烟雨霏霏的江南，翩跹而来。但不知为何一飞到杨柳青青的家乡，就其声殷殷、其音切切地改口成“花好稻好”了呢？可能是家乡变得越来越丰饶，让这只好鸟产生了赞美冲动。或者，它的前世就是一只习惯看图说话的精卫，当它一眼瞥见江海岸线稻棉之乡的丰收景象，就情不自禁地欢歌起来。

童年的海门老家，宅边屋后都是竹林。林子里有高高的老榆和香椿，春天的树上常有鹧鸪、喜鹊、紫带子和百灵鸣唱。一只刚飞到苦楝上的晨鸟，开始矜持得像零星的雨丝，后来淅淅如雨点，继而似清流中的浆声，又宛若早课的诵经声，再后来仿佛如神鸟一般,竟吐出了一连串字正腔圆的本地方言“镬里－－吃麦粥”。此刻，林子静得鸦雀无声，只有它以清亮的嗓音在晨风中独领风骚地欢唱。这时，若有那棵老树还在昏睡，一定会被它的丽音之锤敲醒。

很喜欢这种婉转而啼的鸟鸣。曾阅鸟无数，可除了南腔北调的啁啾之声、除了大同小异的叽叽喳喳之外，多数的鸟鸣，听了半天竟不知所云。只有在老家，才能经常听到这种标配了乡音的原生态鸟鸣。“镬里吃麦粥”，每个音节就是一个干净的汉字，可在字典上一查一个准。若谁想把当时农村生活略作概括，那么这寥寥几字就够了。它的音色和小巧玲珑的背影，应该不是欧阳修笔下那只百啭千声的画眉，就是杜甫绝句中的黄鹂，或者是那只曾为西王母取食传信的青鸟。现在，这些动听的鸟鸣很少有了。也许，家乡的夏天已不再喝那碗滚烫、稀薄的麦粥，这只暗渡春光的鸟，也只好自觉地远走高飞了。

曾听说，一些外国鸟的鸣唱并不见得悠扬动听。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日记中说到:几只驻足电话线上的金丝雀在和他作眼神交流时，就是几句干巴巴的：“来点面包---来点面包”。这叫声,真不如我家那只刚下蛋的母鸡，叫得好听:“来一个、来一个”。

家乡曾有一种形如鸽子的鸟。从毛色上看去，它的羽毛正从浅灰底夹带了小白点，向接地气的土黄色进化。它常隐匿在沟河田边或在河之洲，用声东击西的唱法学鬼叫。这厮从音色上听，属于随乡入俗的“吴人说吴音”范畴，也仿佛“犬夜鸡晨”当鸣则鸣。究其叫声，并非如《诗经》中描述的“孜孜、恰恰”、“蛮蛮、唶唶”这种，而是“怪、怪.....”那样急促而锐利，一副人不警醒、誓不罢休的气势。它不停地用男唱女声的怪音，重复这些言简意赅的告诫之声。但鸣的时间一长，便让你有了如乌鸦叫一般的烦躁。但它和乌鸦的咶嘈又不同，它不像这个鸟中预言家，带来的尽是不祥之言。它只是奉旨一般，守在危险水域，声嘶力竭地提醒大家：河深危险，务必请带好小孩啊。

鸟中最普通、最庸常的个体，应数麻雀。这个好动份子，身形机敏小巧，其声嘈嘈切切，犹如街坊邻居间关于油盐酱醋茶的辩论，但侧耳细听也就是这么几句：“饥、饥”，“吃、吃”。对啊，民以食为天，何况鸟呢。它们以细致耐心的罗网，终日不停地打捞那些田野上被人遗落的果实和籽粒。有时，它们像一个个摇头晃脑的穷秀才，刚对一篇晦涩的古文，产生了低头斟酌的兴趣，却转眼左顾右盼地谋划诗和远方了。

它们成群结队时，声势浩荡。把浆果献给酿造者的稻草人至今仍和它们苟合。这些小精灵一度与饥民争食，而险被国民摇旗剿灭。田园的稻黍粟麦菽，因它分食而减产，却因它勤奋除虫又丰收多多。让人褒贬难辨，只好以功抵过。

人对鸟善，鸟便通人性，曹雪芹笔端的鹦鹉就是如此。当年，黛玉为情所困，常作诗自吟，这只一直处于人鸟对话语境中的鹦鹉，竟然也变得空灵起来。黛玉去世，在人去楼空的潇湘馆，它以哭诉的拟声借诗追怀：“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并以生命之魂为代价，甘愿被掩埋在曹雪芹为林黛玉所作的《葬花吟》诗句中:“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和鸟魂？

喜鹊送福，鸿雁传书。鸟在依赖于自然的一草一木，获得一呼一吸的同时，也给予人们闲情偶寄的启迪和生命存在的感悟。其实，在浩瀚的人类生活中，自己若不具鸿鹄之志，就做一只恋巢飞绕的燕雀也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