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法师与大藏经（1）

范成法师

一

1958年的冬天，范成法师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如东县掘港西方寺。下了车，他没有坐下来休息，而是拄着拐杖到处走。他的一条腿不好，五年前乘火车去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大会，途中一个急刹车，他从座椅上滑落，大腿立即骨折，虽然在北京经过数月的治疗，但毕竟上七十的人了，恢复起来不如年轻人。他还有严重的气喘病，走一会儿气便接不上来，必须停下来缓一缓。而这一天，法师似乎不想停下脚步，喘着气把寺院前前后后都走了个遍，然后坐在一旁默默地不说话。

他早就得到消息，知道西方寺被改为中学校舍，心里也早有准备，当亲眼看到昔日熟悉的环境面目全非时，心头还是别有一番滋味。金刚殿、大佛殿、观音殿、珈蓝殿、后殿、祖堂、斋堂、敞厅、法堂、方丈室以及后院的紫竹林、放生池、菜园子，统统换了模样，有的已经被拆除，仅留了两间房屋作僧舍，还用围墙隔着，僧侣们也都被遣送回了家。这座建于明代崇祯十一年（1638）的皋东庙宇，素以清幽著称，时见于前人的诗文之中。根据《修西闻见录》记载，太平天国时期，因鸣皋和尚法器时鸣，当时的寺庙中，仅掘港西方寺与上海一粟庵没有遭到侵扰，还帮助解决了不少僧伽的困难。如今变成这个样子，谁看了都会感慨一番。其实不仅仅西方寺，西隔壁的西三元宫、准提庵也一并改作校舍，这还算好，东边的地心庵、二贤祠已经是一片平地了。三百年来，这里的庙宇建了修，修了毁，毁了重建，反反复复，今后会如何？范成法师有点茫然。

解放后，受一位荣姓居士的邀请，他从常州武进安家舍德胜寺移锡苏州沧浪亭结草庵，将庵内数亩空地辟为菜园，过着农禅合一的简单生活。此后，他两次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凭着极高的声誉，还有不少社会兼职，但不论是兼报恩寺的住持，还是苏州祝愿世界和平法会的主任委员，也不论是苏州市文管会的委员，还是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会的主委，更不管是政协委员，还是人民代表，即便在去年夏天刚刚被划归为“黑五类”，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都没有过分在意，他心里只装着一件事——那就是编纂《人民大藏经》。自从上一年在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发宏愿要编一部《人民大藏经》以来，得到众多淄素的赞同，他便汲汲于此。此次回到西方寺，就是来查找收藏在这里的一部清代乾隆《清藏》（又名《龙藏》）影印本。然而，当他来到由他创办的僧伽图书馆时，却发现这里的藏书和文物，已经空空如也。原来包括《清藏》在内的十六万册图书，被人装了满满三大船，运到南通县废纸厂去，早已化为了纸浆，所藏的佛教文物也已损失殆尽。望着喧嚣中偌大的寂寞，法师心中一片悲凉。

不久，寒流骤至，内外交并，凉彻肺腑，他喘疾复发，徒孙宝惠想送他回苏州。他淡淡地说：“生有处，死有地。我自西方寺生，仍在西方寺终。”12月17日，法师沐浴更衣，跏跌而坐，于念佛声中至辰时，一代高僧就此圆寂，世寿七十五岁，戒腊五十四年。骨灰由徒孙送至苏州林岩山的四众塔。

“我自西方寺生，仍在西方寺终”，这可能是范成法师留在尘世间的最后一句话。他确实与掘港西方寺因缘甚深，二十二岁那年，他去镇江焦山定慧寺受具足戒，戒期圆满后，便来到了西方寺，一直到最终在此坐化，前后达五十余年之久。他最初来西方寺，因为这里住持悉融和尚是他的剃度师。范成俗家姓季，清光绪十年（1884）生于如皋南郊，七岁时在县城东门外的崇善庵出了家，所依的就是悉融和尚，取法名果宗。小小的他，跟着师父后面读书认字，礼佛诵经，如是者十余年。等他到了西方寺后，依旧在师父的座下，晨钟暮鼓，禅门课诵，打坐出坡，应赴经忏，如此又过了四五年。

宣统二年（1910），江苏省僧教育会在南京三藏殿开办了江苏僧师范学堂，由月霞法师出任学堂监督，这是我国最早以新式教育培育僧才的学府之一，悉融和尚认为机会难得，让范成负笈南京。自学堂开办以来，一时门人遍天下，仁山、智光、开悟、惠敏这些后来弘化一方的佛门法将，与范成皆为同学。翌年，月霞因受邀到洪山讲经，学堂监督由谛闲法师继任。老师舌粲莲花，弟子妙得于心。在校期间，范成潜究经典，参悟幽微，誓愿弘扬佛法，荷担如来家业。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受战事影响，僧师范学堂停办，范成离开学校，仍然回到掘港西方寺。第二年，民国肇建，范成奉师命出任西方寺第十代住持。这一年他二十八岁。

范成素来推崇“农禅生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融禅于农、以农悟道。他率领僧众开垦了寺产的四十多亩荒地，种植庄稼，自给自足。那时他已有一定的声望，一些佛事多请他主持，据印光法师记述，民国十五年（1926）冬，马塘居士赵尊仁身婴笃疾，力疾提倡佛七，入会念佛的有四十多人，而主七者就是范成。皋东名士邓际昌晚年一心崇佛，从山东任满回到故里马塘后，捐私产创办“邓氏义庄”，范成与他私交极好，曾撰《邓璞君义庄记》。受之影响，他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时常出外行脚募捐化缘，修“掘虹路”，建“通利桥”，造“纳骨塔”。此外，范成还做了两件前无古人的事，一个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创建了皋东私立僧伽图书馆，馆藏佛教大小乘经律论典籍、儒家经史子集、地方志乘等各种图书十万余册以及各类报刊杂志十数种，设专人管理，对社会开放；另一个是民国十八年（1929）他策划设立一座佛教文物馆，收集金石、经像、法器、供具等佛教文物，以供收藏观赏。然而就在后一件事上，师父悉融和尚与他意见相左，大概是要花不少钱，需卖出部分寺田，师父有点不情愿。这也本属正常，谁知消息传到当地乡绅的耳中，某些人顿时来了劲，对他指指点点，出家人不好好读经念佛，却热衷这些乱七八糟的社会事务，这像什么话！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如皋县保安团的高营长部驻扎在西方寺，不知什么原因，一个属员吵着嚷着要出家，高营长就指责范成瓦解军心，范成还没辩解几句，高营长就很威风地将他押解游街示了众。

小小的掘港一下炸开了锅。

就在市民嘈杂的议论中，范成悄悄地离开了掘港。

多少年以后，当回首往事，我们真心要感谢那一年的无妄之灾。如果悉融和尚像以往一样赞同他的建议，如果掘港那些乡绅对他彬彬有礼，如果高营长很有风度地听完他的解释，他肯定还在西方寺做着他的住持。那么，就没有他与大藏经的种种奇缘，没有后来中华文化史上的惊天大发现，当然更没有一代高僧大德范成法师。这世上有些无妄之灾，也许就是老天刻意安排的。

二

范成来到了上海，此时上海的佛教界，正在酝酿一件大事。

民国二十年（1931）夏，陕西大旱，时任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到西安地区放赈，在主持修葺佛塔寺庙的过程中，见到了传说中开元、卧龙二寺所藏的南宋《碛砂大藏经》，大为震惊。朱庆澜就是朱子桥，是当世有名的大居士，他深知这稀世法宝的价值，决定影印发行流通。回到上海后，与叶恭绰等人成立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他与叶恭绰为正、副理事长。随即与陕西当局接洽商谈，双方议定拟派摄影人员到西安进行专业拍摄，后又商量将原本借运到上海来摄影。因为《碛砂大藏经》多有残缺，需派一人去西安先行整理，他们选定的这个人正是范成法师。

在十月二十四日下午召开的第三次的理事会上，范成法师被补推为常务理事，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携本会公函往西安，与杨虎城主席、李范一厅长、康寄遥居士说明派工赴西安摄影之困难，请将‘宋藏’全部派员护送到申，并在申监视摄影后运回。”其实，在这一年春天朱庆澜初往西安放赈之时，范成法师即与之同行。此次选中他再赴西安，一是因为他对西安当局来说不是陌生人，方便沟通交流；二来乘机探访陕晋的名山古刹，期望能够找到其它善本来增补；三是他通晓佛学经典，精于版本鉴别，由他来整理《碛砂藏》的缺佚，确是最佳入选。

大藏经，又名一切经，是古代对佛教所有典籍的总称。我国第一部大藏经是始刻于北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的《开宝藏》，此后历代皆有印刻，版本繁多，《碛砂藏》就是其中一种。它刻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一直到元朝至治二年（1322），历时百余年方才完成，辑录了两晋至宋佛家典籍一千五百二十一种共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因刻印于平江府陈湖碛砂延圣院而得名，是佛经中的经典。由于年代久远，此本流传稀少，即使偶有传世，人们也往往目不能识。比如西安收藏的这一部，就曾经历过这样一个故事。民国十二年（1923）十一月二十一日，康有为到西安卧龙寺讲学，在积灰寸许的藏经楼中，发现了满满两大橱古旧佛经，精于鉴赏的他，一眼就看出这破烂不堪的经卷，竟是十分珍罕的宋元版《碛砂藏》，当即不动声色，提出以新印的三部藏经来换取这些旧版残经，第二天便急急忙忙带人来转运，结果引起陕人的强烈不满。“康圣人盗经”的故事迅速在士林传播，甚至有人起诉到法庭，搞得康有为很狼狈，无奈之下，只好将已经取走的那部分送了回来。但经过这么一折腾，《碛砂藏》又损失了不少。

南宋刻本《碛砂大藏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