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论语》（之二十三）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论语·为政》2.16）

杨伯峻先生的译文是：孔子说：“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除了。”（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第18页）

杨先生认为，《论语》共用四次“攻”字，另外3个都当“攻击”解，这里也不应例外。在谈到“异端”时，他认为，孔子之时，自然还没有诸子百家，因之很难译为“不同的学说”，但和孔子相异的主张、言论未必没有，所以译为“不正确的议论”。

钱穆先生认为，“本章异端，乃指孔子教人为学，不当专向一偏，戒人勿专在对反之两端坚执其一。所谓异途而同归，学问当求通其全体，否则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歧途亡羊，为害无穷矣。”（钱穆《论语新解》，海南出版社2021年12月第1版，第41页）

钱先生给出的译文是：先生说：“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

两位先生关于异端的阐释相近，但对“攻、害”的翻译则大异其趣，依笔者浅见，钱先生的译文似乎更胜一筹。因为，对异端的辩证认识，是攻乎异端翻译的关键所在。钱先生把握拿捏得可谓恰到好处。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9.8）

杨伯峻先生译文：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哩。有一个庄稼汉问我，我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从他那个问题的首尾两头去盘问，[才得到很多意思，]然后尽量地告诉他。”（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第91页）

钱穆先生译文：先生说：“我有知吗？我实是无知呀！有鄙夫来问于我，他心空空，一无所知，只诚悫地来问，我亦只就他所问，从他所疑的两端反过来叩问他，一步步问到穷竭处，就是了。”（钱穆《论语新解》，海南出版社2021年12月第1版，第235页）

比较两段译文，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对空空如也指称对象的理解。杨先生认为是孔子自己，钱先生认为是鄙夫自身。其实，两说都有道理。因为，上文孔子认为自己无知，这里空空如也顺势而下，为孔子自述，说得通；空空如也指鄙夫，亦通，因为，鄙夫来请教孔子，本身就有不懂之处，这样承上启下，可为下文张目。

其实，对《论语》的注释翻译、理解认识，数千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极为正常的事。笔者推出这两处，主要不是比较译文理解之异同，而是对“攻乎异端”与“叩其两端”的认识。

传统上对“异端”的解释，都是基于价值论和道德论而为。比如，将异端看作名词，解释为他技奇巧、小技、杨墨、佛老、不同归者、异端邪说、六经正典以外的杂书、非圣人之道、他人之恶、异己者，等等。（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1-128页）

这中间，佛老等等，明显具有时代性，而孔子其时，诸如佛老、六经正典以外的杂书等等，尚未现身，并不是他那个时代能够实际指代的事物。这与孔子的真实思想很难吻合。只能算是一种引申性的解释。尽管引申性的解释在学术上也有其存在价值，但需要上升到哲学层面来反思，需要对其言说的前提作出限定。这样的引申性解释，才有其言说的意义。

比如，异端之异，总是包含着另一个。由此，这种异便具有相对性、动态性。这种相对性、动态性使得人们在讨论异端时，很难为一个具体、固定的事物所限。如果限定、固定为某种事物，并攻而讨之，证之于这一语境，则意味着孔子将自己的价值立场置于一端，把他人的价值、道德立场置于另一端。孔子不愿意他的弟子或者其他人守护与孔子相异的其他立场。因为，这种立场，这种观点，都是有害的。这样，孔子差不多就成了垄断话语霸权，否认弟子或他人自由思考的近于“学阀”的形象。这显然与孔子素来不攻他人之恶的追求不相吻合。

应该看到，在孔子的“攻乎异端”与“叩其两端”中，除了传统阐释的价值论、道德论之外，还蕴含着方法论的思想。

“攻乎异端”的“异端”涉及“两端”，因为，没有“异”就构不成“两”。不过，不能据此就认为“异端”就是“两端”。攻乎异端与攻乎两端并不等值。攻乎异端是先有自己的方法论选择，将自己置于对立面中的一个方面。这样，自然就彰显了两个方面差别性之“异”。

这种异是相对的，跟“同”相对，尊重差异，强调差异，是以此衡量彼的结果。究其根本，两者是以共同性作为基础的。最后，要求“中”，要求“一”，而不是追求以一端消灭另一端。用一端消灭另一端，其实才是“同”。而孔子一直主张“和而不同”，就是尊重事物的差异性，尊重差异性事物存在的合理性。

“攻”在古汉语语境中，有消除和努力实现两个相互对立的意思。“（攻）铲除恶而获取善，对于恶，‘攻’的意思是打击、铲除、捣毁、消灭；对于善，‘攻’的意思是获取、培植、护养、光大、实现。”（参见杨润根《发现论语》，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0页）“攻乎异端”是投入精力，来消除“异”，最终实现某种结果。由于是人为地扩大了差异，凸显了矛盾，因而，是有害的。这是一种消极的方法论。

“叩其两端”首先是和认识论相连的。在“叩其两端”这一则中，“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自我超越的基础上对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的克服。孔子主张“知者不惑”，表明人应该重点修己，内心敞亮了，就是“不惑”，就是无蔽，就是澄明。没有知的保障，仁者爱人就缺少明晰的价值方向。有了“知”，就有了确定性和必然性。“知”是“叩其两端”方法论的认识论基础。

凡事都有两头。有两头，就要关注到每一头；有两端，就要关注到每一端。只看一端一头，常常会失之偏颇。因此，孔子对两端要叩，显示出认识事物的朴素的辩证思想。同时，这种认识论含有方法论的积极意义。马克思指出，人是能思想的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版第1卷第409页）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版第1卷第63页）。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存在物，人有自己的审美的尺度、自由的尺度和全面的尺度。人不是任何一种事物，但他能够突破生物的尺度、物质的尺度，使自己不断认识事物，把握事物，从而获得自由。“攻乎异端”的局限正在于其方法论的局限，在其忽视人的自由本性的局限，而“叩其两端”则有方法论的积极的人生意义。

《论语》中“攻乎异端”与“叩其两端”两则，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将孔子对“一”和“二”关系的思考与对待，将孔子对差异和同一的方法论、价值论的思考，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尤其是孔子“攻乎异端”蕴含的消极方法论，与“叩其两端”蕴含的积极方法论给了数千年后的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论语》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