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坎，抗战史上有你
□ 李志石
编者按 这是经过中央军史专家反复审阅的一篇纪实文学，《解放军文艺》经过了五审五校，历时5个月，才在今年第4期刊出。再次证明了南坎战役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本月正值南坎战役胜利80周年，本报将连续编发李志石等同志的文章，以飨广大读者。
1944年6月26日，正是端午节。就在这天的凌晨一时半，我新四军四分区特务团在地方部队配合下，由陶勇司令员、吉政委（姬鹏飞）亲自部署指挥，从苴镇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南坎镇。战斗一共发起了两次冲锋：第一次仅花了几枚手榴弹，就攻下伪军中心炮楼，活捉伪军六人，缴获机枪一挺；第二次冲锋，打死了鬼子机枪手后，战士们架起云梯勇插碉堡，将潜入底层的鬼子全部烧死。与此同时，胜利阻击了从掘港镇前来增援的鬼子，整个战斗大获全胜。击毙日军丹木中队长以下二十二人，俘虏日军两人，并俘虏伪军一百多人，缴获九六式机枪三挺，捷克机枪一挺，小炮一门，掷弹筒一个。至今我们老家这一带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五月端午打南坎，先打鬼子检问所……”由国家档案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共同打造的系列历史纪录片《抗战史上的今天》，再现了1944年6月26日粟裕指挥的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主力在南坎打响的那场战役。此战打开了“清乡”封锁区的缺口，将苏中地区对日伪军局部反攻作战引向纵深。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坎人，我总为自己出生在这里而感到无比骄傲。因为南坎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一个值得永远记忆的地方。
我在孩童时听过老家不少的战斗故事。当然也只晓得鬼子是多么狡猾和凶残，新四军是多么顽强和英雄，但不懂得其时代的背景。
“清乡”，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强化“统治”，消灭和驱逐革命力量与抗日武装而实行的一种残酷的“清剿”办法。在1941年到1942年对苏南根据地进行“清乡”后，又于1943年春把“清乡”扩南坎，抗战史上有你李志石99散 文展到苏中根据地。日伪在这里大量增设据点，并到处搜查、捕杀中共党员、干部和民兵。据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专家介绍，日伪的封锁线隔离了老百姓与新四军的联系，这样，粮食和物资的供应就断了。一九四四年初，日伪阴谋对我苏中第四军分区进行“高度清乡”的同时，对我第一、第三军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我第二军分区进行“强化屯垦”。
为了打乱日伪的计划，巩固和扩大苏中根据地，新四军发动了各种各样的战斗或战役。
1944年的春天，似乎为了给受严冬摧残的人们一丝丝安慰，早早绽放的笑脸，将苏中大地的冰雪融化得一干二净。河边的杨柳鼓出了新芽，田间的麦苗伸出了懒腰，向人们点头致意。
作为苏中区党政军最高领导的粟裕头脑特别清醒：如果过早提出粉碎敌人的“清乡”，容易引起轻敌和急躁，导致敌人的报复，让老百姓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五月下旬，粟裕根据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代表苏中区党委做出决定：反据点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用一切办法来达到反据点斗争的胜利，使敌人被迫放弃小据点，集中大据点，并使大据点一个一个处于孤立的局面。于是，苏中全区开展对日伪军发动新的作战攻势。
中共苏中区委在东台三仓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苏中党政军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根据地得到发展与巩固。但盘踞在苏中区的日伪军力量仍然强大，各军分区被分割的局面尚未改变。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战役，创建一块稳定的根据地。会议认为，苏中区具备了发展局部攻势作战的条件。会上，粟裕提出先发起车桥战役的建议。
车桥，是淮安城东南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古镇，这里既是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接合部，又是日军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师团的接合部。如果夺取车桥，就可以打通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还在日军的两支部队之间钉入了一颗钉子。此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凌晨，车桥战役正式打响，经过八个昼夜的拼死搏斗，车桥攻坚任务取得胜利，共毙伤日伪军八百多人，俘虏日军二十四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车桥战役完全达成目的，打乱了日伪军“清乡”“屯垦”的计划，进一步沟通了苏北、淮南与苏中根据地的联系，震慑了日伪军。
但是，车桥地区距离苏中四分区的日伪“清乡”区尚有一百多公里，车桥战役的胜利没有直接打击到这个“清乡”区。在“清乡”区内，仅有南通警卫团和东南警卫团少数部队，以及区队和民兵在坚持游击战，没有力量给敌人歼灭性的打击。因此，粟裕考虑，在日伪军“清乡”区发起一场攻势作战，将反攻作战引向“清乡”区，以彻底打破日伪军的“清乡”阴谋。1944年5月，粟裕致电军部：“四分区应组织两个精干支队（以两个连至一个连的兵力），即分挺入通中、通西及海启地区，采取奔袭战术，以摧毁敌之薄弱据点，与歼灭其援队。”（《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十一卷）
“四分区特务团除派出的挺进支队集中于掘港、马塘、岔河之线，并相机进入该线以南地区，此项任务希陶（即陶勇）预为布置。”（《粟裕战争回忆录》）掘港、马塘、岔河之线以南正是日伪军的“清乡”区，南坎正是“清乡”区的门户，是日伪据点群的突出部位。从军事的部署上来看这份电报，战锋直指南坎这个日伪“清乡”区的边缘，这份电报几乎就是未来南坎战役的预备命令。
南坎，就是一个望海墩，是南黄海的一个海边高地。从前，老家的渔民、盐民遇到紧急情况，爬上这个高地就有救了，因为南坎的地形十分特殊，是人们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一九四四年六100月上旬，粟裕主持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南坎战役的具体方案，并明确由司令员陶勇具体落实。陶勇将南坎攻坚战的主攻任务交给了时任苏中军区四军分区特务四团团长程业棠。程业棠之子程军说：“当时我父亲刚刚参加车桥战役回来，正在休息阶段。然后陶勇和姬鹏飞就把我父亲喊过去了，陶勇说：‘老程，我们要交一个任务给你，要把南坎镇这个据点给他拿掉。这个据点正好插在我们苏中四分区的通道上。如果这个钉子不拔除的话，我们南北通道就无法联系，我们之间就断掉了，就被日本鬼子切断线了，信息交通各方面供给也供应不上。’姬鹏飞说：‘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你们特务四团进行主攻，特务七团进行阻截，防止日本鬼子和伪军来进行增援。’”
程业棠，安徽省六安市人，时任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特务四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程业棠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陶勇司令员把我拉到桌边，打开一份军用地图，指着上面日伪据点说，‘你看，还有这么多‘钉子’要我们去拔。苏中区党委指示，要我们彻底粉碎敌人‘扩展清乡’的阴谋。要达到这个目的，当前对我们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个据点——南坎！’我随着陶司令员手中铅笔指点的地方一看，不由得轻轻喊出声来。”对于南坎据点的情况，程业棠也有大概的了解：这里设有一个大检问所， 驻有鬼子一个小队，伪军一个连，加上一些伪“清乡”办事人员，共有三百人左右。虽说能作战的不足两百人，但由于工事坚固，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加之东有鲍家坝，西有八总庙、七总、掘港，南有兵房、九门闸等日伪据点作为支撑点，互为依托，确实是颗“硬钉子”。
程军进一步回忆说：“我父亲在接受了陶勇司令员的指示以后，回去就进行了战略部署。他们对这里不熟，没有马上进攻，我父亲带着一营、二营营长在这一带利用晚上时间进行侦察，对附近的水域、碉堡周围的木筏都进行了侦察，然后制定了作战部署。当时他们缴获了伪军的一个地图，地图上有很多南坎镇的碉堡，还有布防。大概过了一周以后才进行攻击。”
1944年6月25日夜，主攻部队苏中四分区特务四团从苴镇、长沙镇一带悄悄插向东南，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南坎这个有着两百多户人家的海滨小镇。“夜，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人声和犬吠，只有细心的人才能听到阵阵急促的‘嚓、嚓、嚓’挖土声和远处大海的浪涛声。我站在团指挥所里，望着面前这黑乎乎的小镇以及伸向两边连绵不断的竹篱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我的心情无法平静，我只觉得今天的时间走得太慢了！”程军说，“那天晚上我父亲和特务四团，还有当地的民兵就一起埋伏在日本鬼子和伪军的碉堡周围。当时有条壕沟，我们在那之前就侦察好了。在壕沟里面搞了很多梯子。一旦战斗打响了，我们梯子往上一放就可以过去。凌晨大概一点半的时候，战斗打响了。我父亲就带着他们往前冲，各个营就一起向南坎镇的据点进行攻击。”
二十六日凌晨一时，苏中军区特务四团团长兼政委程业棠命令一营、二营同时向日伪碉堡发起攻击。伪军中心碉堡及南面两座高堡里的敌人拼死顽抗，与我军形成对峙。程团长立即派通信员到二营传达命令：集中火力，迅速解决伪军的中心碉堡。为了赶走侵占家园的日本鬼子，当攻打南坎据点的枪声打响后，当地老百姓纷纷向新四军提供援助，就连家里的棉被、桌子也用到了战场上。现年九十二岁的南坎镇居民沈文辉当时还是一个孩子，他目睹了这场战斗。他说：“日本鬼子在碉堡上面，枪从那上面好往下打，这里往上打是打不到的。靠近炮楼的新四军用老百姓送上来的被子，用水浸湿了披在身上继续往上冲。”二营营长葛天祥接到命令后，迅速调整了兵力和101散 文火力，命令五连一排和四连二排利用敌碉堡，以火力掩护四连一排和五连三排向敌中心碉堡冲击。这两排的战士用方桌和湿棉絮制成“土坦克”，顶着敌人的猛烈射击，最终攻下阵地。
沈文辉说：“为防止敌人再建碉堡，他们动员南坎镇拆掉全部房子。他们晚上在学校那边开会，我们小孩过来玩听到的。工作组的人说：‘不是我们叫你拆。不拆，鬼子马上又要来驻防。这里的庙，我们也马上就烧。’庙连夜被烧掉了，烧了几天几夜。我们家有人住就是请人来拆的，很多人家没有人住，没有人的房子就直接推倒了。每一家都在拆房子，拆完之后我们就住到乡下去了。”南坎镇百姓连夜把两三百间瓦房拆除了，把扛得动的木头扛走了，扛不动的就烧了，防止敌人再来筑据点。为了抗战的胜利，老百姓毫无怨言拆毁了自家的房屋，顾姓一家拆了三十六间房子。一夜之间，南坎镇被夷为平地。
国防大学教授卢勇也翻阅到了南坎战役的历史。他说：“我们整个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支援，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只有这支军队是为了人民去抛头颅、洒热血，那么到了危难关头，你才可以对人民生死相托。”
南坎攻坚战胜利之后，苏中四分区各部队密切配合，乘胜收复兵房、三余、北兴、八总店、北新桥等多处日伪据点，开辟了第二、第四军分区的走廊地带，打通了通往“清乡”区的要道。“清乡”区各地日伪军政人员异常恐慌，南通地区一日之内竟有七个伪区长辞职，伪乡保政权、伪自卫团大部瓦解，很多人向新四军自首，帮助新四军攻打日伪据点。对日伪“清乡”区边缘据点南坎镇的攻占，打开了“清乡”封锁区的缺口，从而使我军主力能够进入“清乡”区内作战。包括战前在耙齿凌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以及延续到一九四四年十月的夏季、秋季攻势。
所以，南坎不仅是一次战斗，而是一场战役，是粟裕继车桥战役之后，组织指挥苏中军区对日伪军局部反攻的又一重要战役。
卢勇表示，南坎战役胜利的影响辐射是非常深远的，包括对后来新四军的南下，甚至后来苏中的“七战七捷”都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这么说，没有车桥战役和后来南坎战役的胜利，之后的苏中战役打起来恐怕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么畅快淋漓，因为之前这两战实际上为我们抗战胜利以后，苏中战役作战，包括思想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人民群众的支援上都做了非常好的准备。
南坎战役结束后，敌人仍然亡我之心不死。1944年8月22日中午，民兵联防大队长吴品庄正在鲍家坝附近的顾锡连家开会。忽然，放哨民兵报告：“有四个日本鬼子在鲍家坝桥东的海堤上向西走来。”吴品庄问：“鬼子有没有带枪？”民兵说：“只看他们手里拿着望远镜和地图，没有带枪。”吴品庄立即带领施忠义、袁文华等七人前往搜索。在他们离敌人两里路的距离时，日本鬼子从望远镜里发现了联防队员，随即掉头逃窜，吴品庄带领队员紧紧追赶。四个日本鬼子逃到蛤蜊舍附近时，已经没有退路。这时，有人用日语（会简单的几句）喊话：“赶快投降，新四军优待俘虏！”四个鬼子听到喊话后，叽叽咕咕商量了一阵，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吴品庄带领队员们冲了过去，把四个日本鬼子抓住，押到了驻地。经审问，他们一共七个人，驾着一艘名叫“久西”号的弃船运送军用物资去上海，途中机器发生故障，四个人上岸寻找他们的日本据点救援，还有三人留在船上。第二天清晨，联防队员们化装成伪军，直奔蛤蜊舍外边海滩，在海堤上面放了几枪。日本鬼子从船舱里露出了头，以为穿黄军装的便是救援兵。吴品庄在船接近时，一个箭步跳到船上，三个日本鬼子被活捉。第三天，联防队员们将缴获的汽艇、地图、望远镜和汽油等一批军用物资102上交，并将七个日本鬼子押送到驻苴镇的苏中四分区司令部。陶勇司令员非常高兴，奖给联防队两支步枪、三十二颗手榴弹、一个地雷和两排子弹。
新四军东进后，如东县为新四军苏中军区四分区。南坎是四分区的政治、军事中心。粟裕、陶勇、谭震林都在南坎开过重要的会议，如东人民对革命作出过极大的牺牲与贡献。
如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打过不少仗，但大部分称战斗，唯独南坎称战役。南坎战斗，虽然只打了二十多个小时，但从南坎战斗开始，一直朝南打，打到长江边上，历时五个多月，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统称南坎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我们南坎的老百姓和其他苏中地区的广大老百姓一样，密切配合包括短枪队在内的主力部队，采用盯梢、诱捕、“扎粽子”“包馄饨”等办法捕杀奸特。短枪队英勇机智，深入虎穴捕杀敌伪重要“清乡”人员，使其坐立不安，骄横气焰有所收敛，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斗志。
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战役打响之前，陶勇司令员率队到南坎侦察敌情，被日伪军发现。南坎一位姓顾的八鲜行老板将陶勇护藏在地下室咸鱼缸里，躲过了鬼子的搜捕。居民顾福明便是那位八鲜行老板的儿子，他去世前我见过。我听说过，他的父亲在鬼子搜捕时就把陶勇藏在缸里面。吃饭的时候就省点给陶勇吃，陶勇在地下室里藏了一个星期才出去。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将军特地到南坎寻访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的八鲜行老板，与之促膝长谈。
有一天，我正在老家散步，遇上村里的余德仁伯伯，他跟我父亲是发小，比我父亲大几个月，两人是干兄弟。他把我拦在路上，跟我说起一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大概在他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姐姐余德英找他，说是他姐夫郭方连的叔伯哥哥郭方银想找两个小孩做事。余德仁说，那就我们干兄弟两个一起去吧。余德英说，先要把名字和情况报给指导员郭方银，等同意了再找你们。经过审查，余德仁和我父亲被批准了。郭指导员很和蔼地说，交给你们很光荣的事情，因为你们是小孩，不太会被鬼子注意。你们主要任务是到敌伪的南坎炮楼附近，每天观察伪军和鬼子的动静，看到情况及时报告，没有异常，每天也要报告一次。但这件事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这个世界上不能有第四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都不能说，说出去是要被杀头的。余德仁于是和我父亲回家找了个酒瓶，把酒瓶的底锯掉了，在里面点上蜡烛，把它绑在茅竹竿上，他们把它叫做“壶儿灯”。他们一般都是晚上去接近那个炮楼，如果发现情况，就把壶儿灯举起来，我方伏击的队员们就会看到，大人就会采取行动。如果没有情况，就不能随便去举，否则就要出大事。
有一次，余伯伯和我父亲看到几个鬼子在炮楼前转悠，他俩就把壶儿灯举起来，然后撒腿就跑，见沟过沟，见河过河，很快就溜回家了。走夜路，有时候躲在沟坎上，有时候躲进水里，有时候躲在芦草地里。有一次，他们看到一条大蟒蛇从眼前的水里游过，说实话心里也是有点害怕的。一个又一个傍晚，两个孩子，年纪虽小但有胆量，坚定地去接近炮楼，刺探敌情。余伯伯说，当时自己目睹鬼子们下乡“烧、杀、抢”的情景很害怕，但一想到村里比自己大几岁的管永富、戴锡昌等参加敌后武工队组织的盘查、站岗、放哨的样子， 心里就有一种冲动：哥哥们手上还有红缨枪，多么神气！将来自己也要去参加。想到这些，自己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好像什么事都不在话下。
一般情况，余伯伯和我父亲两个人都是晚上去，有时候接到任务也有白天去的。他俩手上提着竹篮子，篮子里放上猪草羊草，手上还拿着个割草的刀。就是被鬼子看到了，鬼子也不会放在心上。余伯伯告103散 文诉我，要是晚上去的话，白天他就下海，我父亲去私塾读书。他不识字，两个人看到的情况，就由我父亲写下来，及时送到郭指导员那里。就这样，他们俩坚持了一年多，几乎是每天都要去南坎炮楼附近一次，每天都要报告情况。
我问余伯伯：“这件事我怎么从来没有听我父亲说起过？”“指导员交代过的，这样的事打死也不能说的。所以几十年来我们都养成了习惯，不说那件事。”他对我说，“现在你父亲已经过世了，我想把它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个战争年代，老家这里为战争做事情的人很多，打死都不说的事情也很多。”
我边走边想，这是父辈们留下的沉甸甸的遗产！这些事情对父辈们来说可能很普通，战争年代是这样，但在和平年代就显得很珍贵了。
明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就八十周年了。在我们老家的这方热土上，也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篇篇悲壮激越的历史篇章。现在，南坎战役纪念馆正在筹建中，我乐意参与其中，当一名志愿者。
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七那天，我老家相隔不到五公里的地方，十八户人家都会在同一天烧经祭祖。因为在那场战役中，同一天就有十八个人牺牲。我妻子的五伯刘志云也是那天牺牲的。他们的死重于泰山，与大海同在，与大地永存。他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一座丰碑。如果世界上有永垂不朽，那么，南坎人相信，那是一种精神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