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字与识字

□ 顾光燧

一个孩子第一次去上学。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横，说是“一”字，画了两横，说是“二”字。这个孩子说：“老师，我知道了，三横就是‘三’字！”老师夸他聪明。孩子认为识字很容易，造字也不难。回家后，孩子洋洋得意地告诉父亲，他不仅会写“一二三”，也会写“百千万”。父亲惊喜，拿来纸，要他写“百千万”。孩子就在纸上画了一条又一条的横线，一边画横线一边数着数字，画累了，数累了，叹一气：“这‘百千万’笔画太多，不如‘一二三’造字简单！”这是一个笑话。笑话让我想起了造字与识字。

我们的汉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古老的传说告诉我们，最先造字的老祖宗叫仓颉。仓颉造了多少字？第一个造的是什么字？没有人告诉我。我想，他第一个造的字皆是一字。“一”字最好造，也最好认。接下来他是造“二”，造“三”。他不这样会造“四”，不能无休止地画了一横又一横。他仰望蓝天，太阳亮亮的，圆圆的，也画了一个圆表示是太阳，又想不行，圆的东西太多，就在画的圆上加上了一个横。这样，我们今天就有了一个“日”字。仓颉的思路开阔了，看到了什么就画什么，就造出一个象形字。有了象形字，后来才有会意字，比如“大”，比如“早”，比如“好”，比如“林”；也才有了形声字，比如“伯”、“泊”和“柏”。汉字从甲骨文发展到楷书，造字就基本结束了。南北朝时，梁武帝造了一个“魔”字，“五四”运动时，刘半农造了一个“她”字。后来夏衍造了一个“搞”字。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一个造字高潮，那便是大造简化字。几百个笔画多一些的常用字，一下子简化，方便了人们的书写，也有利于当时大力推行的扫除文盲工作。有利也有弊,弊就在于学习古文时带来麻烦，又增加了学习繁体字的记忆。说句公道话，有些简体字简得有道理，如“阳”，如“阴”。有些简得难有道理，比如“东”，把一个好端端的“日”升半树木的会意字，变成草书体字；还有如“来”，只是少了一笔，何必简化呢？现在回忆起来，用一个“又”字简化替代原来的字，既然“又”字替代了“罐”的声部，简化了“权、观、欢、劝”等字，又为什么把没有“罐”的声部对鸡、邓、树、圣”等等也类同简化了呢？

造字是为了让人识字。我最早认识的是什么字？现在能有清晰记忆的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国语》课本第一篇上的几个字：“拍手拍手，拍拍手；你唱歌，我拍手；我唱歌，你拍手。”父亲上的私塾,只念过三本书。最早认识的字，应该是《三字经》开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祖父识什么字？我没见过他读什么，写过什么。他应该是文盲。我的祖辈、父辈人文盲很多，在我的同辈中也有不少文盲或半文盲。新中国成立不久之后，就开始在中青年人中扫除文盲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扫盲班叫“民校”，多在夜晚学习，又叫“夜校”；又多在冬闲学习，又叫“冬闲”。我去过民校，在初冬的月光下和跟随大人一起来的孩子玩耍，看三三两两的中青年男女说笑着学识字。父亲用不着上民校，母亲没有时间上民校，母亲永远是文盲。扫盲识字是有作用的，作用多大就难说了。当年我的一个堂舅母应该是扫盲识字的受益者。我在外婆家时，晚上见她上民校回来，还唱着歌。她能给远方的亲人回信，能拿着小本书对村组农民说政策，讲技术。没有能遇上一个好领导看重她，培养她。我想，她很聪明，可以靠自学多识一些字，多为社会做些事。多识一些字就好吗？我的许多小学同学和初中同学都是普通农民，他们与文盲几乎没有差别。他们中有人说，多识字对一些人没有好处，甚至还有坏处。不用他们举例，我知道说是什么人。我的一个乡下年长朋友，只读到小学，靠自学识了很多的字，也因此记下了地方干部认为是否定伟大土改的文字。他因此有了“罪名”，受到了批斗。徐述夔？是我县栟茶人，清乾隆年间时的著名文化人。因为有诗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死后也被挖坟鞭尸。这样的文字狱可以上溯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如果这些被坑的所谓儒士不识字，哪会被坑埋呢？这么一想，我觉得不对，天下识字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只坑埋其中三百多人？原来所谓的“文字狱”，其实是“文章狱”。识字无过，写文章得小心！

本文开头的那个笑话还没有说完，说完了就作为本文的结尾。那个只识“一二三”三个字的孩子，无法认识老师后来所教的字，退学了。孩子的父亲在家里教孩子识字，看到墙壁有个空洞，在洞旁写了一个“洞”字，教孩子念。孩子看到洞，就念旁边的字“洞”；看到“洞”字，再看墙上的洞，又念“洞”。父亲告诉了老师。老师来到孩子家，在桌上写了一个“洞”字，让孩子念。孩子左看右看说“不认识”。父亲急了，忽见桌上有一个小孔洞，连忙手指小孔洞，叫孩子念。孩子一看，马上高声念道：“孔！”父亲纠正：“不是‘孔’，是‘洞’字！”孩子反驳：“孔小洞大，这个字怎么不是‘孔’字？老师笑着：“识事第一识，字第二。能识事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