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论语》（之三十九）

□ 陈 震

1.7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译文]子夏说：“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侍奉爹娘，能尽心竭力；服事君上，能豁出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这种人，虽说没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注释]子夏——孔子学生，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公元前507-？）?贤贤易色——这句话，一般的解释是“用尊贵优秀品德的心来交换（或者改变）爱好美色的心。”照这种解释，这句话的意义就比较空泛。陈祖范的《经咫》、宋翔凤的《朴学斋札记》等书却说，以下三句，事父母、事君、交朋友，各指一定的人事关系；那么，“贤贤易色”也应该是指某一种人事关系而言，不能是一般的泛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夫妻间关系看得极重，认为是“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这里开始便谈到它，是不足为奇的。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易”有交换、改变的意义，也有轻视（如言“轻易”）、简慢的意义。因之我便用《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颜师古《注》的说法，把“易色”解为“不重容貌”。?致——有“委弃”、“献纳”等意义，所以用“豁出生命”来译它。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第5-6页）

一、关于子夏。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门三期学生，孔门有“四科十哲”（见《先进》），四科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分别是德行：颜子（颜渊）、子骞（闵损，闵子骞）、伯牛（冉耕，冉伯牛）、仲弓（冉雍），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十人合称孔门十哲。（见《论语·先进》11.3）子夏名列十哲，以文学著称，尤以整理文献见长，曾为莒父宰，性格勇武，“好与贤己者处”。孔子去世后，他到魏国西河讲学，开西河学派，魏文侯尊之为师。

孔门弟子中，子夏著作传世最多。《论语》即是子夏与仲弓合编的。汉人徐防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洪迈《容斋随笔》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

二、关于“贤贤易色”。

（一）“贤贤”。

“贤贤”，各家在“贤贤”两词关系上意见比较接近。即第一个贤字作动词用，第二个贤字是名词。至于用作动词，有认为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杨逢彬、唐翼明），有认为是使动用法（余东海），大多数注家则直接解为动词，不细究意动还是使动用法。

第一个贤的词义，有敬重、尊重、尊崇、尊敬、崇尚的意思，也有解作珍视、热爱、追求，重视；第二个贤的词义，一般解作贤人、贤才、圣贤，有高尚道德操守的人，也有解作贤德、德行，贤惠，才能、美德。

（二）“易色”。

“易”有解作轻视、轻慢，贪恋，改变、变易、变化、更替、取代，抛弃，交换（杨逢彬认为解作“交换”则误，他考证认为，《论语》时代表达“用……交换……”，其句式大多是“以……易……”，偶尔也会用“易之以……”或“与……易……”）

“色”，女色，容貌。

（三）“贤贤易色”。

问：“‘贤贤易色’有两说。”曰：“只变易颜色亦得，但觉说得太浅。斯须之间，人谁不能，未知他果有诚敬之心否。须从好色之说，便见得贤贤之诚处。”

“易色”，须作“好德如好色”说。若作变易颜色，恐里面欠了字多。这也只是敬贤之诚。（《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一，第500-501页）

关于“贤贤易色”的解读不少注家将其放在“贤贤易色”全章中来认识。这是很有见地的。由于贤贤易色后面依次论及事父母、事君、与朋友交，这样来看，将贤贤易色定位于夫妻之间也可算暗合该章叙事逻辑。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有杨伯峻、左克厚、鲍鹏山、杨朝明、唐翼明、钱穆等人，李零、金良年、杨逢彬、张圣洁、余东海、李泽厚、陈耀南、张燕婴、黄朴民、孙钦善、（日）宇野哲人等人则以一般尊崇贤人贤德，轻视美色来解读。

杨朝明指出，贤贤易色：重视内在品质，不过分看重容貌。易，平易，轻看，不过分看重。他还指出，“贤贤易色”另有两解：一是“变易颜色”，即见到贤人，脸上显示出恭敬的神色，一是“易其好色之心以好贤”，即用好色之心好贤。孔府退厅东厅的启事厅，曾经悬挂有明朝姜克礼对联，曰：“以利己之心交朋必善，以好色之念求学必真。”通观本章，“贤贤易色”应该说的是选择或对待妻子的方式，不应该是泛指一般对待美色的态度。（杨朝明主编《论语诠解》，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第9页）

杨逢彬则认为，“夫妇为五伦之首”云云，乃后世观念，《论》《孟》中未有谈及夫妇关系者，谈君臣、父母与儿子、朋友关系者则极多。《论语》中两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卫灵公》），正可和“贤贤易色”互证。（杨逢彬著，陈云豪校《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第8页）

对贤贤易色，钱穆指出，“或说此四字专指夫妇一伦言，谓为夫者能敬妻之贤德而略其色貌”，因而“四句分言夫妇、父子、君臣、朋友四伦。”不过钱穆注释如此，但译文仍为“一个人能好人之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钱穆著《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9月第1版，第11页）

周海春认为，其争议在抽象地理解“贤贤易色”，还是具体地理解。如果具体地理解，贤，就是贤人，与父母等相对应。如果抽象地理解“贤贤易色”，“贤贤易色”的要求就会涵盖“事父母，能竭其力”，好贤之心构成了“竭其力”的条件。（周海春著《<论语>哲学注疏》，科学出版社2021年1月第1版，第53页）

三、关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一）“事父母，能竭其力”。

一般读解为“侍奉父母能尽心竭力”。

（二）“事君，能致其身”。

一般读解为“服事君上能献出生命”。关于“致”，解释为：给予、献出，奉献、奉送、贡献，送、送达，等等。

（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一般读解为“和朋友结交，说话诚实守信”。

四、关于“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此句中“学”字，有学习、学问等读解。

李泽厚指出，这两章（“入则孝”“贤贤易色”）都鲜明展示出孔学儒家的“学”，主要指现实的实践行为而非书面的诵读研究。因此“学”在《论语》以及在儒学中有广狭两义。狭义才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学”，即指学习文献知识，相当于今天的“学”：读书、研究等等，孔门当然也非常重视。但整个讲来，孔门更强调的是广义的“学”，即德行优于知识，行为先于语言。关于道德（行为）与知识（语言）的关系，可与希腊哲学和苏格拉底相比较其异同，本读各章均将提及这一问题。这也就是我以前提过的是“太初有为（道）”还是“太初有言（字）”的问题。中西差异似可溯源于此。（李泽厚著《论语今读》，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26页）

钱穆认为，上章（“入则孝”）孔子言学，先德行，次及文，故《论语》编者次以子夏此章。或谓此章语气轻重太过，其弊将至于废学。然孔门论学，本以成德为重，后人分德行与学问而二之，则失此二章之义矣。（钱穆著《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9月第1版，第11页）

将李泽厚、钱穆二人论述比照阅读，可使我们对《论语》时代的“学”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朱子语类》对该章结句有评论说——

或问夫子言“则以学文”，子夏言“吾必谓之学矣”两章。曰：“圣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后有序。其言平正，无险绝之意。子夏则言倾侧而不平正，险绝而不和易，狭隘而不广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务本，不可谓之不事。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则见其偏之若此也。”（《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一，第500-501页）

上述评论是钱穆论述的先声，同样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