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东人不会忘记

□ 丛远东

这是201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公道在天一一王公道苏醞夫妇纪念文集》。

两年前，我买下两本沉甸甸的这部珍贵文集，并赠送给钱德森大哥一册。

这是一部我父亲和德森父亲生前没有看到、如东籍土生土长的其他老同志都未及读过的历史文集。王公道、苏醞对于他们太重要了，是他们夫妇在新四军东进、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点燃了熊熊烈火，将如皋东乡（如东）这些农家子弟们引入革命道路。

钱德森、钱秀平、钱德芳兄妹的老父亲钱祖辉老伯家，就在王公道领导的苏中军区中心兵站葛家兜地下秘密联络点。王公道、苏醞常到钱家召集会议，秘密护送新四军领导干部和地下工作者，钱祖辉夫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当时，如皋东乡的这些干部打游击开会、部署工作都喜欢到既热情接待又保密工作做得好的钱家来。我父亲说，他就是在钱府认识王公道先生的。德森大哥说，当时他们家经常是高朋满座，嘉宾齐集。以至几十年后，已经当上县、地级的领导都不忘这段难忘的战友情谊，专程回来看望他的父母亲。

王公道、苏醞夫妇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专门从上海来过他们家多次。德森一家也去上海看望过他们。这种战友情谊从父辈传递到后代，实在感人。

我父亲是苏醞大姐刻意培养走上革命道路的。

1940年7月，陈毅、粟裕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东进黄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标志东进战略的全面展开。新四军在北渡过江时不慎丢失了新四军兵站印章，苏醞很是着急，找到共产党员胡志寿希望找人帮忙立即刻制印章。胡志寿便介绍我父亲。父亲喜好舞文弄墨，并在杨再善老先生家念过三年私塾。苏醞拿到我父亲刻制的印章很是满意，执意要付给制印费，父亲坚决不收。苏醞见我父亲仗义实在，讨人喜欢，在详细了解我父亲情况后，便要胡志寿和蔡竹根作为介绍人，于1940年年底发展我父亲在一处车篷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苏醞组织胡志寿、蔡竹根和我父亲三人成立了武工队除奸小组，由她直接领导。他们三人三条枪，成了游击战士，昼伏夜出打击汉奸叛徒，组织发动群众二五减租、坚壁清野，破坏公路，到马塘、岔河、双甸一带拔竹篱笆，打破日伪军的铁壁合围。父亲生性好琢磨，并学会了自制来复枪和土手雷，一次不小心，在试制手雷时，竟意外地炸断了一个朋友的一只大姆指。

父亲闹革命，被日伪军抓到栟茶，第三天准备枪毙，小叔叔赶紧筹了三百块大洋，把父亲赎了出来。因为全家赤色，1944年和1946年，我家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三年两次烧光，生活雪上加霜，也更加激起了父亲的革命的斗志。

父亲是缪秉中叔叔的入党介绍人。新中国成立后，叔叔先后任如东县县长，化工部兰州化纤厂党委书记、厂长，他离休时途经北京，专门来看望了我。他与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是儿女亲家。叔叔最后定居在南通。

后来，我姑姑也入了党做支前工作，叔叔参军后在孟良崮战役负伤，并多次立功受奖。战乱年代，我家也很热闹，袁庄的孙纬经、冒国梁，双甸的魏志田，本村的朱伯银、刘玉坤等常聚在我家，有的还拜我奶奶为干娘，有的想娶我姑姑。丛家一门三子闹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由伍洪祥（后任福建省政协主席）等领导带队，选调大批地方干部南下解放上海、浙江、福建。其时，如皋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干仲儒（安徽农大创办者、校长）找父亲谈话，三天时间不让回家，要求父亲服从组织决定，跟随南下工作团，到浙江或者福建工作。父亲是个大孝子，乡土难离，坚决不愿南下。后来因为不服从组织决定和其他一些原因，父亲和钱祖辉伯伯一样，虽参加革命较早，最后仍然是一介农夫。但是，父亲一辈子不后悔，而是常常津津乐道地向我们讲述王公道尤其是苏醞大姐这对革命情侣的传奇故事。

王公道（1909-1981）浙江余杭人，原名王广发，化名王振玉、乔司人。1930年加入反帝反战大同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5年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王公道不幸被捕，受尽酷刑，以“嫌疑犯”关入苏州反省院。在狱期间，他坚贞不屈，与许涤新、王凌波等人一起团结难友，积极与敌人进行斗争。1937年出狱后参与文化界救亡工作。1938年1月，王公道与叶进明等人从上海率领100多名爱国青年和许多辆汽车，辗转至江西南昌，加入新四军。同年4月，随军到皖南，任新四军总兵站岩寺派出所所长兼支部书记，毛泽全（毛泽东堂弟）任指导员，次年5月，调任太平兵站派出所所长兼支部书记。任职期间，曾遭遇国民党五十军三次武装包围。他组织力量，短兵出击，并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分化瓦解，迫使敌方撤退。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来到皖南，便是兵站派出所派车接送。2月22日，叶挺军长、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到来，王公道热情接待，陪同他们一起视察了新四军军部旧址、检查了兵站工作，在岩寺逗留了一天一夜。

1940年4月，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王公道调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第四兵站站长兼指导员。新四军过江后，建立苏中军区，王公道任苏中军区总兵站站长。也就是这个时候，王公道苏醞来到了我们如皋东乡开展兵运和地下交通和特护工作。

1948年，王公道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兵站部副部长、部长。1949年3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后勤部运输部副部长、第一副部长。他精心策划，将大量军需物资运往前线，在淮海、渡江等战役中作出了贡献。同年5月，参加解放上海的接管工作，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五军事接管处副处长。

1951年9月，王公道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油料部第二部长。次年在三反运动中，受到错误处分。1953年11月，王公道从部队转业地方，任上海船厂第一副厂长。1956年1月，任上海市内燃机配件制造公司和上海市农业机械制造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同年7月，兼任上海市三轮卡车试制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主持上海58型国产越野吉普车和三轮卡车的试制获得成功。1958年任上海动力机械制造公司经理，领导主持国产第一辆凤凰牌轿车试制成功。为上海汽车工业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

1960年8月，王公道调任上海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次年7月，任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1966年1月，任上海机电系统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并负责全局军工生产。文革中，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几度病危。1977年9月，退居二线，任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顾问。

1980年，因组织上为他在"三反"中所犯错误平反而心情异常激动，心脏病复发住院不久逝世，时年72岁。

苏醞（1921-2018）的老家是江西南昌，丹阳是她的第二故乡。苏醞在南京出生，不到一岁随父母定居在丹阳。苏醞父亲龙子庭原本是木行大老板的职员，后来老板看到她父亲能干肯吃苦，就给了些木头让他来丹阳开办木行。母亲殷长生江苏淮阴人，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家庭妇女。那时家中经营情况不错，生活环境相当好。可是好景不长，苏醞7岁时父亲不幸病逝。苦命的妈妈一个人抚养着外婆和苏醞与妹妹。

幼年时父母对苏醞的教育抓得很紧，七虚岁时进私塾读书，并考取了“正则女中”蚕桑科。正则女子中学的班主任是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上课时，介绍了当时苏俄一些情况，苏醞与她的同学们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心中也不由自主的对苏联有些羡慕和向往。

1937年七七事变，打碎了她的梦想。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长江三角洲陷入一片苦难之中，日寇犯下滔天罪行，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东西就抢，见女人就奸淫……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

1937年12月3日，丹阳城沦陷。丹阳人民永远记着这个刻骨铭心奇耻大辱的日子。从那时起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城里老百姓抛弃自己的家园纷纷逃难，苏醞一家也在她母亲的带领下与妹妹一起逃难至丹阳访仙桥一带。

战事稍停后，苏醞一家返回丹阳城里，只见房子被破坏，家中剩余的财物被抢光。又天天看到进出城门的人们都要向城门守卫的日本兵鞠躬，只要日本兵看不顺眼，就遭到打骂，还进行污辱性的搜身。

这些极大地激发了苏醞决不做亡国奴的决心。苏醞亲眼见到国民党军队的败退，想到要抗日救国，只有找坚持在敌后抗日的共产党军队，打日本鬼子救中国。

1938年夏，苏醞与同学们认识了同是学生的苏俊迈（上海南汇人，1955年开国少将），提出了参加新四军的想法。不久，新四军军部派来刘永康专程来接她们。她们从丹阳向军部安徽泾县出发。她们在丘陵地区翻山越岭，渡河涉水，历尽艰辛，一个兵站一个兵站接送，十多天后，终于到达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的云岭地区。军部政治部接待了她们，并让她们填写入伍申请表，苏醞清楚地记得在填成份一栏时，由于家中财物被日军抢光，于是就写了“新兴的无产阶级”一行字，周围同志看见后都笑了起来，因为没有这个成份呀。几天后，组织上将苏醞分配到军部教导队八队（女生队）学习。

新四军首长们对八队的政治教育相当重视，为提高教学质量，派夏征农等人为专职教员，请薛暮桥（经济学家）同志为兼职教员。给她们上《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论持久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学习结束后，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亲自与苏醞面谈，让她去教导队本部油印股工作。在那里苏醞主要从事撰写教材工作。

新四军东进是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向北发展，向东作战”战略的具体实践。周恩来1939年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后，进一步明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旨在突破国民党限制，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0年7月新四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东进的根据地。也就是落脚在泰州至如皋东乡这一片地区。从此，王公道、苏醞等人便在如皋东乡（如东双甸、袁庄）点燃了革命火种，培养和训练出一大批地方干部，组织发动大批年轻人踊跃支前参军。

革命胜利后，苏醞跟随饶漱石、陈毅、陈丕显、曹获秋等领导同志一起接管上海，绝大部分时间工作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曾任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离休前几年，任上海市协作办副主任。

苏醞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1942年与王公道结婚，1985年离休，曾生病动手术开刀4次，2018年3月去世，享年97岁。

王公道、苏醞就像一对蜡烛一样，心中一团火，燃烧了自已，照亮了他人，引导着如东的许多年轻人参加革命，缪秉中、魏志田、孙纬经、缪正谷、丛德元、邓志元、吴明生和钱兰英、刘淑、杨如英、俞梅四朵金花等，或就地闹革命、或南下北上为成立新中国建功立业。更多的则如钱祖辉伯伯和我父亲一样，虽然牺牲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仍然是安贫乐道，做了一辈子农民。

这些曾经一起闹革命打天下的老战友，如今己百年寿终，但如东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战斗过的足迹，如东的人民永远缅怀着他们的功绩，他们的精神永远鼓舞着如东人民向前！